廉政宣教

春水上涨

发布时间:2024-04-15  点击:

  河水是萌动的。在一阵春雷之后,仿佛一夜之间,坦然横亘于大地之上的河床从寂静中苏醒过来,托起春天的雨水,让雨水没过河滩上的鹅卵石,没过石头上岁月擦伤的痕迹,犹如以一场盛大的仪式,预备着向新的征程进发。

  春天是一年的开始,草木生发。细雨从天幕中落下,来到人间,密密麻麻如牛毛。下了一天一夜的细雨还没有下够,再下一天一夜,甚至几天几夜,像一个调皮的孩子,带着无尽的乐趣,来来回回奔跑在大地上。好在大地是万物之母,有足够的胸怀接纳,保持着足够的耐心,将它们积成水。春水就这样成群地流进溪沟,又从溪沟流入河床。河床里的水多起来了,开始一点一点往上涨,涨至人们的记忆中。大家都记起去年春天的模样、春雨下过的模样。年老的人也记得以前的春天,他们的回忆总是那么满满的,几个人围坐在一起用话语倾倒,怎么也倒不完,一如这远去的时间,就从来没有割断过。

  我印象最深的是1992年的春天。春节一过,那个名叫石家大屋的村庄春意萌发。屋外,雨已下了好几天,田里的雨水积聚得太多,争先恐后从田埂的缺口里挤出,流进放水沟里,然后顺着沟渠流入河床,仿佛那里是让它们获得新生的空间,它们在那里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春天。看到放水沟里的水急促地往下流,我想到一个词——“打工潮”。是的,“打工潮”大概就是从那时开始热起来的,它打破了千百年来农业社会双脚不离田地的特征,裹挟着中国广袤大地上众多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那一年春种的季节,许多年轻人没有再脱掉鞋袜、跟着父母下田干活了,他们穿上锃亮的皮鞋,准备南下。

  在石家大屋,最先离开土地南下做裁缝的是春龙和菊英。1992年是他们去福建打工的第二年。他们离开村庄的那天,雨下得没个停歇。他们把被子捆在一个蛇皮袋里,蛇皮袋外面裹上一层薄膜,两头用绳子扎紧,雨水打不进。他们要走出村庄,走到萨神庙(地名),在萨神庙等三轮卡车,坐三轮卡车到县城后再转车。有人问转什么车,桂生爷爷脸上洋溢着喜悦,不厌其烦地回答:“先转汽车,还要坐两天两夜的火车哩!”其实,桂生爷爷没有去过福建,从皖西南山沟里去福建的路怎么走,他都是听儿子春龙说的。春龙在外打工,头一年就刷新了全村人的收入纪录。他家成了当地首个万元户,桂生爷爷当然高兴、自豪。

  全家人一年种田种不出5000元的收入,在外打工一个人就能挣一万元,看到在外打工远比种庄稼强,谁不心动呢?但我的母亲是个例外。

  吃过正月十五的元宵,正月十六我们就要上学读书去了。可我的同龄人菊芹没有来上学,她要跟着春龙去福建打工了。读初中二年级的我听说后,心里也痒痒的。我家穷,买年肉都没有超过十斤。我也想跟着春龙出去打工挣钱,我要挣上一万元,改善家里的生活。带着这样的想法,我离开了学校。走到半路,正碰见母亲从刘家湾的表伯家回来。她见到我,一脸疑惑地问:“你怎么今天回来了?学校不上课吗?”“上课。”我说,“可我不想念书了,我要出去打工。”听到这话,母亲当时就伤心地流下了眼泪。半晌,她说:“家里再怎么穷,也不需要你现在出去打工,你得上学去。”

  我们母子一前一后,各自打着一把雨伞,春雨在伞外绵绵不绝。母亲没有更多劝说的言辞,但她的态度坚决如铁。走到家已是中午,母亲收起雨伞径直走进灶屋,从瓦罐里摸出两个鸡蛋,要煮鸡蛋面条给我吃。母亲把柴禾塞进灶膛,我看到火光映照在她脸上,映照着她浑浊的泪珠。我站在灶台边,仍然坚持道:“我不想念了,我要出去。”“你要是不念,这日子就没法过了,我就去死。”母亲带着哭腔说。我的心猛然一惊,眼泪也瞬间流了下来。

  在灶屋里,母亲向我哭诉着她的辛酸和不易,她唯一的愿望只是我能听她的话好好读书。屋外,雨水顺着瓦沟滴落在屋檐下,如泣如诉;屋内,母亲泪如泉涌。现在回想起来,她流下的泪水,成分该有多复杂!她既希望家境很快好起来,又希望自己的孩子能顺利地在学业上走出一条新路。在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情况下,她最终做出选择:宁可自己受苦,也要让儿子完成学业。

  那一年,我还是回到了学校。那一年,我看到春龙、菊英还有菊芹挤上了一辆三轮卡车。听说,那辆车上载的全是外出打工的年轻人。他们到达县城后,汇入人流中,最终落脚在南方,就像春天沟渠里的雨水,最终汇入河流。从那以后,村子里的年轻人外出打工的越来越多,他们用汗水助推着异乡城市的发展,也一年年抬高着自家的生活标准,不少人还在城里买了房,生活过得红红火火。后来,从读书“通道”落户进城的我听到这些,由衷地为他们感到高兴。

  岁月有序,日子向前。时下,城乡的发展滋养着人们幸福的生活,一如这春天里的河水,上涨着,上涨着,向高处浸润着河岸,默默繁茂着草木、养育着生命、映照着蓝天和白云。(石泽丰


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编辑:刘泽民

审稿人:孙海英

审核人:李健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