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们把“五四”以来形成、目前仍十分流行的《诗经》研究范式称为现代诗经学或现代诗学。它的特点是把《诗经》只做诗讲，对于其中篇章和其他的爱情、婚姻、家庭、劳作、军事题材的诗有什么区别，在历史上起了什么作用，普遍说明不够不透甚或阙如。《诗经》既然叫“经”，则我们对它有更多的文化期待，亦属顺理成章，可现代诗学并不能满足我们这个愿望。事实上，《诗》在历史上是以“经”的形式而非以“诗”的形式发挥作用的，《诗》首先是“经”其次才是诗。今天应当给它一个“经”的定位，这其实也是恢复它原有的地位。

　　二

　　作为“经”和作为诗区别甚大。“经”是维系中华文明的精神世界及其发展脉络的基本文献。《诗经》作为经在历史上起的作用是教化、培养人的温柔敦厚的中正性情，这叫“诗教”。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可谓是对《诗》作为经的作用的最早最精练的说明。《礼记》记载：“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诗经》通过比喻、联想等文学手段感发人的心志情意，使人从美的情感体验上升到善的理性认知，在性情、人格与精神境界方面得到塑造。把《诗》作为经就是把它作为塑造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和文化传统、文明传统的典籍对待。

　　《诗经》是中华文化重德传统的一个重要源头。《论语》讲“为政以德”。《大学》三纲领第一条就是“明明德”，首个“明”是动词，义为彰显；次“明”是形容词，义为光明。在儒家文化中，道德具有照耀和温暖天下的作用。那么，“明德”“明明德”的概念来自何处？《大雅·皇矣》有“帝迁明德”“予怀明德”，当是“明德”的来源（“明德惟馨”出于古文《尚书》，此处不用）。此篇又有“其德克明”一句，《尚书·尧典》也有“克明俊德”一句，这两个“明”都是动词。“明明德”当为“克明”与“明德”的结合。从历史线索来看，从上古先秦到汉唐宋明，“明明德”的思想一以贯之。从《诗经》《尚书》到《论语》《大学》，再到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元代科举以《集注》为准，“明明德”的思想得到广泛传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明明德”就属于根与魂的范畴，是中华文化、中华文明的命脉所系。《诗经》是中华民族重德传统的源头。不仅如此，诗教还一直扩展至朝鲜半岛、越南、日本，成为东亚共同的精神财富。

　　“子曰诗云”也具有重要的经学意义。“子曰诗云”不仅是一种表达方式，其实也是一种文体、一种思维方式、一种教化方式。《大学》《中庸》《孟子》中常见这种行文方式。通常是先说“子曰”，接着说“《诗》云”；“子曰”是观点，“诗云”是用《诗》作为论据。从诠释学的观点来看，引用、解释和使用本质上是统一的。孔曾思孟对《诗经》的运用表达了他们对《诗》的理解，他们的理解开拓了《诗》涵养性情、教化民风的意义边界，由此构成的意义世界便是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

　　从“经”的角度看，通常被视为修辞手法的赋、比、兴，其实是反映人的存在方式的手法。《行苇》开头“敦彼行苇，牛羊勿践履。方苞方体，维叶泥泥”四句，若只作修辞上的兴看，便索然无味；若作“经”看，则韵味浓郁。兴类似电影中由远渐近、渐近，然后出现人的镜头的表现方式。通过自然场景引出人，透露出人存在于自然，与自然具有关联的内涵。《毛诗》即认为，此段表达了“周家忠厚，仁及草木”的道德。郑玄提出：“仁，爱人以及物。”贾公彦解释道：“云‘仁，爱人以及物’者，仁者内善于心，外及于物，谓若《行苇》诗美成王云‘敦彼行苇，牛羊勿践履’，是爱人及于苇，苇即物也。”孔颖达说：“作《行苇》诗者，言忠诚而笃厚也。言周家积世能为忠诚笃厚之行，其仁恩及于草木。以草木之微，尚加爱惜，况在于人，爱之必甚。”古人把《诗》作为经，引申出“仁，爱人以及物”的哲学命题，把仁者“爱人”推进到了爱自然，这在中国思想史、文化史上的意义是巨大的。可是，这些丰富内涵在现代诗学中是看不到的。

　　三

　　现代诗学问题出在何处？出在“文学”概念和世界观上。“文学”这个词很有意思，中文中这个概念最早出现在《论语》。孔门弟子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子夏列在文学科。子夏是以传经著称的，所以这里的“文学”其实就是文献、文化，再具体说是经学之义。在欧洲文化中，文学（literature）也有文化的含义，如《共产党宣言》中有“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的说法，其中“文学”的含义也是广义的文化。现代学科分化以后，“文学”概念得到重新整合，演化为文学专业意义的文学。这种新“文学”概念只剩下《论语》“文学”概念的一部分内涵，“五四”以来的诗学从现代“文学”概念出发，把《诗经》当作文学作品，并定义为“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自然反映不出《诗经》在历史上的作用和它的解释史。比如上引《行苇》一段，就因为只把它作为没有实质意义的修辞，不得不割去其中凝结的文化底蕴和哲学思维，也就了无余韵了。

　　“五四”以反封建著称，但由于时代局限，也存在对于封建伦理和传统道德中的永恒内容缺乏辨别的弊端。现代诗学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剔除《诗经》解释中的封建伦理，认为《诗经》自从成为儒家经典，被打上“思无邪”“温柔敦厚”的标记后，成为“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金科玉律，这些都不是《诗经》的本来面目。这种认识不可不谓犀利，但也难说就不偏激。“思无邪”乃孔子所说，“温柔敦厚”系《礼记》记载，“经夫妇”一段则出自毛诗序，上述说法意味着《诗经》从孔子开始就讲错了，历史上《诗经》解释全无价值。照这么下来，中华文化还有什么可讲的？况且，把《诗经》仅视作文学作品，甚至把其中的一些篇目视为爱情诗也不符合历史。古代帝王都是要学《诗经》的。不给他们讲“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思无邪”“发乎情，止乎礼”的中正情感，而是讲爱情，那不是把他往亡国的道路上引？直到北宋，程颐还强调“《关雎》《麟趾》之意”，强调的是夫妇家庭之道。不懂这些就很难理解《诗》，当然也难以深入地理解理学。《诗经》是塑造中华民族精神世界与文化传统、文明传统的第一部诗歌形式的经典，现代诗学之所以体现不出“经”的韵味，问题就出在它只把《诗经》作文学看，抽空了其积淀的精神底蕴和负载的文化价值。

　　这么说，是否意味着现代《诗经》学全无价值，应该放弃呢？倒也不必。客观、公允地说，一代有一代的《诗经》学，每一代《诗经》学都有其价值与地位。现代《诗经》学截断众流，给读者提供了一个无任何文化价值观负载的清爽的《诗经》面目，是它的特点和成就；但其认为这是唯一正确的《诗经》解释，则不免僭越。古人不可轻易否定。同样，我们也不轻易否定现代诗学。

　　在《诗》产生及流传过程中，有两种真实，一是“源的真实”，一是“流的真实”。前者指诗篇产生的背景、主题原本是什么，后者指《诗经》在历史上的实际影响是什么。研究《诗经》，不能以“源”的真实否定“流”的真实，反之亦然。比如，现代《诗经》学认为《关雎》的主题反映的是青年贵族的爱情，倘果真如此，那就是源的真实。但是，经学史上古人从未把它作为爱情诗。从孔子开始即如此，新出土的《孔子诗论》强化了这一点。《毛诗》认为是颂“后妃之德”，今文经学认为是“刺康王晏起”。看来古人的认识也不尽同，一篇兼备美刺两说。可是，无论美、刺，皆非爱情。这则是流的真实。从流的真实看，作为经的《诗》在历史上的作用是教化，是诗教。以教化为导向的《诗经》诠释史既是诗义不断被“发现”的过程，实质上又是诗义不断被“建构”的历史；既是《诗》作为“经”发挥作用的历史，实质上又是其上升为“经”的历史。《诗经》实在地参与塑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和文化形态，所以，《诗经》诠释史与其说是解释诗的本来意义的历史，倒不如说是塑造诗教传统、建构中华文化文明的历史。

　　四

　　现代分科学术推进了研究的深入，但也造成了“道术为天下裂”的学科分隔。研究哲学不从文学中找材料，往往遗漏了“仁，爱人以及物”一类的重要史料；研究文学不做哲学提升，淡化了诗的韵味；总之都没有把传统文化的优秀处展示出来。看来，今后研究《诗经》，不树立国学、中华文化学、中华文明学的学科概念，不采用辩证地统一古今诗学、打通文史哲界限的新经学方式，而欲觅得《诗》作为“经”的丰富而又深刻的底蕴，未必不是缘木求鱼。(乔清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