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女儿曾提出一个问题：“爸爸，您一生最喜欢的是什么？”马克思回答道：“读书。”

马克思认为，书籍是脑力劳动的工具，而不是装饰品。他力求从最经典最权威的原著中寻求答案，以使自己的作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1841年获得博士学位后，马克思想写一本关于政治经济学的书，但对于有关经济方面的问题不是很了解。因此他全身心投入到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

在长达十几年时间里，凡是有关经济学的文献著作，马克思总要千方百计买来钻研。斯密、李嘉图、穆勒等人的著作，他不但认真读完，还做了许多笔记。为了买《通货史册》，他甚至向恩格斯写信求助：“这本书或许压根儿就没有我不知道的新内容，但经济学家们既然对它如此大惊小怪，而我仅仅只读过它的节引，如果我不将它通读一遍，便不安于我对经济学的写作。”从1843年到1847年，马克思写出24本经济学笔记，摘录了从17世纪到19世纪大约70个经济学家的著作。通读这些经济学原著，为马克思写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恩格斯同样重视读原著，不轻易使用第二手、第三手材料。1884年8月，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格奥尔格·享利希·福尔马尔给恩格斯写信说，一位女士对社会主义感兴趣并打算研究社会科学，但不知进哪一所高等学校才合适。恩格斯回信说：“从真正古典的书籍学起，而不是从那些最要不得的德国经济学简述读物或这些读物的作者的讲稿学起。”

有比较、对照，才能识别、鉴定。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读懂原著，引用原文，按照原意解读、评述，这是克服资产阶级的流言、偏见、臆断和伪造，并使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性研究扎实严谨的可靠途径。《资本论》里引证了许多无名作家的话，曾让一些人以为是作者在炫耀自己学识渊博。事实上，阅读和整理这些材料花费了作者40年时间。正是严谨的学习态度和对原著的广泛阅读，使得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忠实地“执行历史的裁判，给每个人以应得的奖励”。

马克思恩格斯一生读过大量的原著文献，涉及政治经济学、哲学、法学、历史学和社会学乃至诗歌、小说和散文。马克思读原著有几个特点。一是勤于记笔记。凡是他认为书中重要的或有参考价值的内容，都进行摘抄，写出笔记。二是坚持不懈。不管生活多么窘迫，他都奔走于图书馆与博物馆之中。三是轮流阅读。在研究理论书籍的间隙也阅读一些文学书籍，让疲劳而又绷紧的大脑得到调剂和舒缓。四是灵活运用。马克思认为，书“是我的奴隶，一定要服从我的意旨”。他从原著中得到启示，但又超越这些经典，以实现“改变世界”的目的。

究竟如何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恩格斯晚年在关于唯物史观的一些书信中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当时一部分人为追求“时髦”，力求在短时间内掌握马克思主义。他们只抓住与马克思主义相关的只言片语，或通过阅读第二手材料，就标榜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这股“时髦”的学风极易歪曲马克思主义，同时也造成青年学者思想上的混乱，使他们无法正确领会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恩格斯反复提出要读四部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资本论》《反杜林论》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90年9月，恩格斯在《致约瑟夫·布洛赫》的信中指出：“我请您根据原著来研究这个理论，而不要根据第二手的材料来进行研究——这的确要容易得多。”他认为，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必须从原著入手，直接与原著作者“对话”，这样才能防止曲解和误读。

以系统读原著的方式从事研究，可以了解一个理论的产生、发展和完善过程，了解这一理论的全貌——马克思恩格斯的读书方法影响了一代代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历来重视党员干部对马列著作的学习，经常结合不同时期的需要列出一些干部必读书目，让全党同志学习。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党继承和发扬了这一优良传统，强调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每当重要文献出版，党中央都专门发出通知，要求全党同志认真学习、深刻领会。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原原本本学习和研读经典著作，努力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自己的看家本领。联系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实践，使我们对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的重要性有更加深刻的认识。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学习党的理论创新成果，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绝不能脱离原著原文，因为原著原文真正体现理论的精神实质和核心要义，能为我们深入学习和全面把握理论准确导航。正如恩格斯所说，要系统地读原著，“研究原著本身，不会让一些简述读物和别的第二手资料引入迷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