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其骧（1911—1992年），浙江嘉善人，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中国历史地理学科主要奠基人和开拓者，曾任复旦大学历史系主任、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等职，1980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他恪守“锲而不舍，终身以之”的学术态度，对中国历代疆域、政区、民族迁移和文化区域做了大量研究，对黄河、长江水系、湖泊、海岸变迁均有精辟见解，建树颇多。他主编的《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是我国第一部历史自然地理专著，填补了该研究领域的空白。他的治学精神留给后人许多启迪。
不拿学问做名利的敲门砖
一切从实际出发是谭其骧求学治学的重要原则。谭其骧在大学时就曾为了选择适合自己的专业，反复思考很长时间。他认为，“从事的专业，必须与自己的兴趣、爱好、天赋、性格等相符”。而自己的形象思维能力较弱，逻辑思维能力较强，所以学历史并且侧重于考证学更为合适。基于这样的考虑，他最终确定学习历史，后来在历史地理学这片土地上辛勤、持续地耕耘，硕果累累。
“学术之趋向可变，求是之精神不可变。”求真、求实是做学问的基本。谭其骧从不拿学问做名利的敲门砖，不去一味迎合学术热点。他指出，一个人如果只知迎合“当前需要什么”，那就无法求到真学问，其专业也无以为继。谭其骧谆谆告诫后学：“我要劝任何人想在学术上真正取得一点成就，还是专心致志于你的专门，不要去写应时文章为好。”
谭其骧始终坚持真理，绝不采取实用主义做法。对待研究工作，总是低调严谨，从不自标“新潮”、树立“体系”，但他的各种学术成果却因富有创新、厚重难移而为学界所推崇。
文章要发前人所未发
谭其骧指出：“文章千古事，没有独到的见解，不能发前人所未发，写这种文章干什么？”他经常教导学生不能迷信权威，要敢于提出新见，超越前人。“前人说的，权威定的，当然应该充分重视，但并非都是对的，更不是不能更动的。只有不迷信，才能发现问题，才能解决前人没有解决的问题。”他还对学生提出要求：“我应该超过前人，你们应该超过我。只有这样，学术才能进步。”
关于如何看待前人的成就与自己的创见，谭其骧以自身经历举例，他表示自己写的文章不多，发表出来的更少，除了由于才力驽钝外，也还由于“不想拾人牙慧，或旧酒新装，即使不能前无古人，至少也要于旧说有所补益”。“如果说我几十年来多少取得了一点成就的话，从自己方面来说，重要的一条是不迷信。”在漫长的学术生涯中，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比如，对于黄河在东汉以后何以出现长期安流局面这一问题，曾经权威的看法是归功于王景治河，对此并没有人提出过异议。但是，谭其骧表示了怀疑：在当时治河工程质量不可能提高的条件下，王景治河为何能收到如此长期效益？自元至明清，治河名臣辈出，为何都收不到同样效果？带着一连串疑问，他认真思考，从黄河本身寻找原因。经过艰辛研究探索，谭其骧找到导致黄河泛滥的主要原因是来自中游的泥沙。他指出，在东汉以后的几个世纪中，黄河中游成为牧区或半牧区、半农区，天然植被得到恢复，水土流失得到控制，因此成为黄河长期安流的原因。1962年，谭其骧发表了《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从历史上论证黄河中游的土地合理利用是消弭下游水害的决定性因素》一文，文中所揭示的事实，得到学人的肯定，其观点也被人们作为历史经验吸收汲取。
对待学术从不懈怠
1954年，新中国要制作一套新的历史地图册，谭其骧成为其主编，这套地图册就是《中国历史地图集》，也是谭其骧最重要的学术成就之一。《中国历史地图集》是一部具有很高学术价值和实用意义的巨著。胡乔木曾表示《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纂是“非常了不起的工作”，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史学界最有成绩的工作之一”。谭其骧编纂《中国历史地图集》，经历了30年漫长岁月，几经周折和动荡，克服重重困难，耗费了大量心血。其间，他还因中风导致半身不遂，但他始终怀着对事业的追求，以顽强的意志坚持工作，对《中国历史地图集》进行认真严谨的修订、补充和定稿，终于使其得以问世。1984年6月，上海市政府发布嘉奖令，授予《中国历史地图集》“高校文科科研成果特等奖”，认为这是我国历史地图学术研究方面的一本重要著作，是历史学、地理学和其他有关学科的重要工具书。
1978年，谭其骧开始招收研究生。这年年初，他突然中风，病情险恶，左半边肢体的活动能力丧失大半。然而，还处在康复期的他对研究生招生工作依然亲力亲为，甚至还在病房中考核了后来成为他学生的周振鹤、葛剑雄等人。住院期间，谭其骧坚持给研究生上课，审阅、修改学生习作。周振鹤、葛剑雄两人后来在谭其骧的培养下，成长为新中国第一批文科博士。
谭其骧的习惯是每天工作到凌晨两三点钟才休息，因为长期高强度工作，一只眼睛几乎失明，但依然笔耕不辍。晚年，谭其骧身体每况愈下，但只要状态稍加恢复，便立即重新投入学术研究中。他并没有满足于已获得巨大成功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之后又编纂了《中国历史大辞典》，整理《肇域志》……一个任务连着一个任务，始终如一，从不懈怠。（王恩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