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水是萌动的。在一阵春雷之后，仿佛一夜之间，坦然横亘于大地之上的河床从寂静中苏醒过来，托起春天的雨水，让雨水没过河滩上的鹅卵石，没过石头上岁月擦伤的痕迹，犹如以一场盛大的仪式，预备着向新的征程进发。

　　春天是一年的开始，草木生发。细雨从天幕中落下，来到人间，密密麻麻如牛毛。下了一天一夜的细雨还没有下够，再下一天一夜，甚至几天几夜，像一个调皮的孩子，带着无尽的乐趣，来来回回奔跑在大地上。好在大地是万物之母，有足够的胸怀接纳，保持着足够的耐心，将它们积成水。春水就这样成群地流进溪沟，又从溪沟流入河床。河床里的水多起来了，开始一点一点往上涨，涨至人们的记忆中。大家都记起去年春天的模样、春雨下过的模样。年老的人也记得以前的春天，他们的回忆总是那么满满的，几个人围坐在一起用话语倾倒，怎么也倒不完，一如这远去的时间，就从来没有割断过。

　　我印象最深的是1992年的春天。春节一过，那个名叫石家大屋的村庄春意萌发。屋外，雨已下了好几天，田里的雨水积聚得太多，争先恐后从田埂的缺口里挤出，流进放水沟里，然后顺着沟渠流入河床，仿佛那里是让它们获得新生的空间，它们在那里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春天。看到放水沟里的水急促地往下流，我想到一个词——“打工潮”。是的，“打工潮”大概就是从那时开始热起来的，它打破了千百年来农业社会双脚不离田地的特征，裹挟着中国广袤大地上众多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那一年春种的季节，许多年轻人没有再脱掉鞋袜、跟着父母下田干活了，他们穿上锃亮的皮鞋，准备南下。

　　在石家大屋，最先离开土地南下做裁缝的是春龙和菊英。1992年是他们去福建打工的第二年。他们离开村庄的那天，雨下得没个停歇。他们把被子捆在一个蛇皮袋里，蛇皮袋外面裹上一层薄膜，两头用绳子扎紧，雨水打不进。他们要走出村庄，走到萨神庙（地名），在萨神庙等三轮卡车，坐三轮卡车到县城后再转车。有人问转什么车，桂生爷爷脸上洋溢着喜悦，不厌其烦地回答：“先转汽车，还要坐两天两夜的火车哩！”其实，桂生爷爷没有去过福建，从皖西南山沟里去福建的路怎么走，他都是听儿子春龙说的。春龙在外打工，头一年就刷新了全村人的收入纪录。他家成了当地首个万元户，桂生爷爷当然高兴、自豪。

　　全家人一年种田种不出5000元的收入，在外打工一个人就能挣一万元，看到在外打工远比种庄稼强，谁不心动呢？但我的母亲是个例外。

　　吃过正月十五的元宵，正月十六我们就要上学读书去了。可我的同龄人菊芹没有来上学，她要跟着春龙去福建打工了。读初中二年级的我听说后，心里也痒痒的。我家穷，买年肉都没有超过十斤。我也想跟着春龙出去打工挣钱，我要挣上一万元，改善家里的生活。带着这样的想法，我离开了学校。走到半路，正碰见母亲从刘家湾的表伯家回来。她见到我，一脸疑惑地问：“你怎么今天回来了？学校不上课吗？”“上课。”我说，“可我不想念书了，我要出去打工。”听到这话，母亲当时就伤心地流下了眼泪。半晌，她说：“家里再怎么穷，也不需要你现在出去打工，你得上学去。”

　　我们母子一前一后，各自打着一把雨伞，春雨在伞外绵绵不绝。母亲没有更多劝说的言辞，但她的态度坚决如铁。走到家已是中午，母亲收起雨伞径直走进灶屋，从瓦罐里摸出两个鸡蛋，要煮鸡蛋下面条给我吃。母亲把柴禾塞进灶膛，我看到火光映照在她脸上，映照着她浑浊的泪珠。我站在灶台边，仍然坚持道：“我不想念了，我要出去。”“你要是不念，这日子就没法过了，我就去死。”母亲带着哭腔说。我的心猛然一惊，眼泪也瞬间流了下来。

　　在灶屋里，母亲向我哭诉着她的辛酸和不易，她唯一的愿望只是我能听她的话好好读书。屋外，雨水顺着瓦沟滴落在屋檐下，如泣如诉；屋内，母亲泪如泉涌。现在回想起来，她流下的泪水，成分该有多复杂！她既希望家境很快好起来，又希望自己的孩子能顺利地在学业上走出一条新路。在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情况下，她最终做出选择：宁可自己受苦，也要让儿子完成学业。

　　那一年，我还是回到了学校。那一年，我看到春龙、菊英还有菊芹挤上了一辆三轮卡车。听说，那辆车上载的全是外出打工的年轻人。他们到达县城后，汇入人流中，最终落脚在南方，就像春天沟渠里的雨水，最终汇入河流。从那以后，村子里的年轻人外出打工的越来越多，他们用汗水助推着异乡城市的发展，也一年年抬高着自家的生活标准，不少人还在城里买了房，生活过得红红火火。后来，从读书“通道”落户进城的我听到这些，由衷地为他们感到高兴。

　　岁月有序，日子向前。时下，城乡的发展滋养着人们幸福的生活，一如这春天里的河水，上涨着，上涨着，向高处浸润着河岸，默默繁茂着草木、养育着生命、映照着蓝天和白云。（石泽丰）

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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